随着君主不得不逐渐将权力让渡给公民，有关社会契约的争论转向了公民身份义务和我们对彼此负有的义务。亚当·斯密的思想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他在《道德情操论》中讨论了“同理圈”的必要性，在“同理圈”内利己的个体会关心他人的福祉。9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基于同理心形成的社会团结具有道德、政治和经济层面的依据。10道德层面的依据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个体都具有基本的需求，比如获得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和安全保障，有足够的收入以避免被社会排斥在外，接受足够的教育以找到工作并成为有文化的公民，社会倘若不提供这些服务，那就是不道德的。社会团结的政治依据是：民主国家要正常运转，公民必须有足够的共同经历来感知一个共同目标。11最后，经济依据是：在诸如疾病、失业和养老金等事情上，由众多公民共担风险比个人单独承担风险更具效率。
亚当·斯密认为，同理心具有局限性，个体可以期望的事物具有局限性，而且当个体行为“恶劣”时，人们共担风险的意愿也会消失。如今也是同样的情况。并非由个人原因造成的风险，如意外事故导致的残疾或突如其来的经济动荡导致的失业，是大多数人愿意共担的。但是，如果个体由于吸烟、酒驾或工作业绩差而造成损失，许多人就认为这些人应当自食其果。同时，还有人认为，恶劣的行径多数是由缺乏教育、生活贫困甚至是精神疾病造成的。对个体行为和责任的道德判断通常是关乎社会契约慷慨程度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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