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轩公司金融课现在，如果能满足这四个要求中的三个，我就赞同这样的技术。如果这四个条件都满足，我很高兴有人监视我的一切。只要给我一些报偿或赠品，我枯燥的生活就随你怎么监视。去掉这些条件，我就怒了。我发现政府监督很是邪恶，这些条件它都不满足。大卫·布林 [128] （David Brin）在《透明的社会》（The Transparent Society）一书中对这个主题探讨得比我更深入。他认为，我提出的对称性，也可以被看作相互问责（RA）。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之为对称问责。人们发现小镇是个舒适居住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它有对称问责制。是的，马路对面的老太太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她监视着是谁在什么时候拜访了你的公寓。但她也在你度假时帮你收信件，如果你不小心忘了关水管她会来帮你关（她知道你的日程安排）。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她监视着你，所以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让她给你帮忙。反过来，你也监视她的来来往往，你也可以亲自跟邻居说你的事情，省得她老去八卦。这是个双向交流。你不信任楼上的家伙，但他知道如果他太吵或如果有人试图闯入他的房间，你会打电话给警察。这种相互监督是可以容忍的，甚至是可取的，因为问责是透明的。这种感觉很好，而不对称的监视则让人感觉毛骨悚然和压抑。谁在监视着？他们知道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监视呢？还有谁分享这些？如果他们错了呢？这种单向关系的好处几乎为零。只有当它恢复成双向交流，我们才感到相互联系，而不是相互窥探。尽管从拓扑关系上看两种行为差别不大。一流管家是他主人的一流间谍，他监视主人的一举一动来预测主人需要什么。我们付大钱让管家监视我们，因为这种关系符合我说的四项要求。由于通信技术寻求成为我们的管家，希望能够预测我们的需求和愿望，它就必须遵循相互问责制和信息对称性。我发现亚马逊对我的购物行为密切监视，近于管家而非间谍，因为我知道他们收集什么、为什么收集，我能加以纠正，因为从他们基于对我的观察结果而提供的服务中，我能获得很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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