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婷娜建立孩子的四大心理力量21天父母智慧成长营因此，通过赋予“交流”这一术语最强烈的含义，即它构成社会现实，而不是什么次要事物，习俗可以被视为交流的一种特殊调性变化。当邻近价值观随着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及其社会表征的饱和（重新）走到台前时，这种调性变化便获得了其重要性。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钟摆运动中的这一阶段，交流方面更为突出，因为它不是为了任何形式的终极目的而存在，而只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在强调交流（它的唯一目标就是交流本身）和超越批判的态度（批判的态度与更加工具性、更加机械性、更加讲求操作性的社会倾向有关）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在以交流活动为主导的情况下，世界被如其所是地接受了：这指的是我建议称作“社会直接经验”的东西。因此，我们便可以在习俗和交流之间建立起联系。这个被如其所是地接受的世界当然是在我们应当慎重对待的自然的“直接经验”的范围之内的，后者属于可逆过程的一部分，并因此是生态学的观念；但它同样也是在每个人在结构上都会依靠的社会的“直接经验”的范围之内，这就使人们有机地介入到了他人之中。这就是习俗的主题让我们想起的、我在这里称作是部落主义的东西：个人（personne）比个体（individu）更重要；前者不仅需要在全部的舞台上扮演自己的角色，还必须按照非常明确的规则扮演角色。这是一种倒退吗？也许吧！——如果我们将个体的自治视为所有社会生活都不可逾越的地平线的话。但是，除了人类学向我们证明这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不是普遍的价值以外，我们可以同意的事实是：即使在西方世界，个体化原则（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质疑。诗人或小说家们的感受性（例如，参照贝克特的戏剧）可以作为这种趋势的晴雨表；或者，从更加经验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遍布我们社会生活的各种群体态度中找到这种趋势的证据。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某些国家并没有将个体主义作为其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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